不要将人的作品，当作无误权威！

不要将人的作品，当作无误权威

——论《但以理书与启示录》一书是否具有预言解释的权威性

作者：慕义生 2026-01-11

现今，在圣经预言的研究中，最引人关注的，莫过于但以理书11:40-45节中的“北方王”，以及启示录17:9-12节中的“七头十角”。多年来，围绕这两处预言的解释，在本会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。

造成这一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是因为安息日会的先贤——乌利亚·史密斯（Uriah Smith）曾写过一本名为《但以理书与启示录》的著作。许多人将此书奉为解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权威之作；然而，也有一些人并不认同这种看法，他们对于这两处正在应验中的预言，持有与乌利亚·史密斯完全不同的理解。

因此，在研究这些预言之前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先加以探讨：乌利亚·史密斯所著的《但以理书与启示录》，是否具有预言解释上的权威性？

倘若这本书真如部分人所宣称的那样，乃是天启之作，其权威等同于“预言之灵”，不容任何质疑，那么，所有与之不同的观点理当被完全摒弃，再无继续探讨的空间。

为此，笔者尝试撰写了此文。并非要阐明笔者本人对于上述两处预言的具体解释与立场，而是试图从历史与文献的角度，审慎探讨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：乌利亚·史密斯所著的《但以理书与启示录》，是否真的具备预言解释上的无误权威？

一、为什么有人认为《但以理书与启示录》是解释预言的权威？

首先，我们有必要简要介绍乌利亚·史密斯（Uriah Smith）其人。他是复临运动早期的重要先锋人物之一，十二岁便加入复临运动。在复临教会的先贤中，他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作家、传道人和教育家。而在他众多的著作中，最为人所熟知的，正是《但以理书与启示录》一书。

（乌利亚·史密斯及其著作《但以理书与启示录》）

关于这本书，怀爱伦曾写道：

“赐给我的亮光表明，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》《善恶之争》《先祖与先知》应广为传播。它们含有人们必须得到的信息，就是上帝赐给他子民的特别亮光。上帝的使者会为这些书进入人心预备道路。”——(《信件》1899年 第43号，第16段）

六年后，怀爱伦再次提及这些书籍：

“我蒙指示，那些含有上帝真理之光，就是上帝所赐有关撒但在天上叛变的重要书籍，现在应当广泛传阅。因为通过它们，真理将触及许多人的心灵，现在空前需要《先祖与先知》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》《善恶之争》。它们需要被广为传讲，因为它们所强调的真理将会开启许多瞎子的眼睛。”——（《评论与通讯》1905年2月16日，第10段）

正因为怀爱伦曾多次推荐《但以理书与启示录》，并将其与“预言之灵”的著作一同提及，明确指出书中含有上帝的真理之光，于是便有一些人由此推论：这本书中的所有内容都具有启示性质，其权威应与先知的著作等同。

进而，他们认为，在预言的解释上，这本书具有不容置疑的无误权威，任何与之不同的解释，必然是错误的。

然而，这样的结论，实际上是对怀爱伦话语的严重误解。怀爱伦从未说过这本书如同“预言之灵”那样完全出于圣灵的直接启示，她也从未将这本书列入“预言之灵”的范畴。

她之所以推荐此书，是因为在当时，并没有其他著作能像《但以理书与启示录》那样，详细、系统、清晰地讲解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预言内容。然而，这绝不意味着：书中对预言的解释完全无误。

二、阅读先贤著作，当持什么态度？

在此，我们有必要认真研读一段预言之灵的话。这段话不仅解释了为何某些人的著作可以蒙上帝引导，同时却仍可能掺杂人为的错误；也清楚地指出了我们应当以何种态度对待人的著作。

“我们最大的困扰之一，在于将人视为无所不能。但无论一个人身居何等高位，都不能因此认为他不会犯错。……我们尚未完全领悟这宝贵教训的价值；必须不断深化对这些话语的理解。我们需要让双眼蒙受膏油，方能看见真理之光。切莫自以为‘我们已掌握全部真理，理解信仰的支柱，便可安于现有认知’。真理是不断前进的真理，我们必须在日益增长的光中前行。

有位弟兄问：’怀爱伦姐妹，您认为我们必须亲自领悟真理吗？为何不能采纳他人考据的真理？既然他们已深入探究，我们信靠即可，这样便能免去耗费心力研究所有课题的负担？难道您不认为那些在过去阐明真理的人是受上帝启示的吗？’

我不敢断言他们未蒙上帝引导，因基督引领人进入一切真理；但若论及最完全意义上的启示，我的回答是：不。我确信上帝赋予他们使命，但若他们未能时刻全然奉献，便会将自我与独特性格烙印融入所为，使工作蒙上个人印记，甚至按自身模式塑造他人的宗教体验。倚靠血肉之躯为臂膀实属危险，我们当倚靠无限大能的膀臂。多年来上帝不断向我们启示此理。”——（《评论与先驱报》，1890年3月25日}

乌利亚·史密斯是否蒙了上帝的光照和引导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但这种引导，是否等同于“最完全意义上的启示”，是否意味着毫无错误？怀爱伦的回答非常清楚：不是。这正是她希望我们明白的原则。

三、《但以理与启示录》中是否存在错误的预言解释？

那么，乌利亚·史密斯所著的《但以理与启示录》是否有错误呢？或者说，书中有关但启预言的解读，有没有怀爱伦所不认可、不支持的地方呢？当然有。

下面我们仅举一例。

在《但以理书与启示录》一书中，乌利亚·史密斯将但以理书11:36节中那位“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”的王，解释为大革命时期的法国。

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的11:36节：

“王必任意而行(according to his will)，自高自大，超过所有的神，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。他必行事亨通，直到主的愤怒完毕，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。”

关于这节经文，乌利亚·史密斯给出了如下解释：

“一位王自高自大，超过所有的神。这里的王不可能仍是以上所专注的教皇权。因为如果将其应用在教皇权上，并不十分符合其中的细节。{DAR 106.11}

下一节经文说，“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”。这对教皇权来说并不相符。虽然他错置了上帝和基督的地位，但他从来没有将这些排除于其宗教体系之外。{DAR 106.12}

应验这个预言中的权势必要有三个特征：这里所描述的角色必是接近末时出现的，我们再回到这节经文，其中说它必有任意而行的权柄，它必是一个无神论的权势，后面两个特征可以联合起来，说明他任意而行是在无神论上表显出来的。{DAR 107.1}

法国应验了预言——在预言所指定的时间，法国发生的一场革命，准确地回应了这里的描述。无神论者播下的种子结出了理性的邪恶之果。……{DAR 107.2}”

（画作：法国大革命）

那么，怀爱伦是否支持这种解释呢？预言之灵的观点是否与此一致？

在《善恶之争》一书中，当谈到“大罪人”——即教皇权时，怀爱伦写道：

“异教与基督教的妥协，终于产生了预言所示抵挡主，高抬自己超过上帝的“大罪人”。这庞大的虚伪宗教制度，乃是撒但权势的杰作，是他为自己登上宝座(himself upon the throne)，任意而行(according to his will)统治世人所作一切努力的结晶。”——(《善恶之争》第3章 第3段)

请注意，怀爱伦明确指出，那位“高抬自己”“登上宝座”“任意而行”“统治世人”的王，乃是“大罪人”——教皇权。她所指的，正是但以理书11:36节中那位“任意而行、自高自大”的王。

怀爱伦并没有将但以理书11章36节应用在法国身上，而是明确应用在教皇权上。由此可见，她并不完全赞同乌利亚·史密斯在《但以理书与启示录》一书中的这一解释。

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应将但以理书11:36节中的这位王解释为法国，因为圣经明确指出，那位“任意而行、自高自大”的，是一个“王”。

我们再来看怀爱伦的另一段陈述。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，表明她确实将但以理书11章36节应用在教皇权上。该段文字出自《文稿汇编》第13卷，第1077号：

“但以理书第11章中的预言几乎已经全部应验。其中许多已经应验了预言的历史，将会再次重演。在第30节提到一个权势要‘丧胆而回，又要恼恨圣约，任意而行；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。’（但11:30-36）”{13MR 394.1}——（《文稿汇编》第13卷，第1077号 第18段）

在这段话中，怀爱伦引用了但以理书11章的第30节。我们都知道，这节经文所指的是教皇权；而在这一点上，乌利亚·史密斯同样是完全认可的。

然而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：怀爱伦是将但以理书11章30-36节作为一个整体来阐述的，并且她的经文引用是以第36节作为结束的。这清楚地表明，她将但以理书11章30-36节视为同一个权势的连续描述——即教皇权。

同时，她还进一步指出，应验了这段预言的历史“还将重演”。而我们知道，教皇权在末世将要复辟。因此，这再次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，表明怀爱伦认为但以理书11章36节适用于教皇制度，而非法国。

四、如果他是错的，为什么怀爱伦不指出来？

许多人不理解：如果乌利亚·史密斯的观点存在错误，为什么怀爱伦没有明确指出来？

凡提出此种疑问的人，往往是因对怀爱伦著作阅读甚少所致。他们不了解怀爱伦在处理教义分歧时，一贯所持的大局观与谨慎态度。因此，我们有必要在此引用一段预言之灵的教导：

“我们必须在世人面前保持一致的立场。撒但看到安息日复临信徒中间有分岐会很高兴的。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至关重要的。”{1888 22.2}……我丈夫的一些观点和他的弟兄们不同。我蒙指示，不论他的观点如何正确，上帝也不让他将这些观点摆在弟兄们面前，以造成分歧。他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，使自己服从大局，要是一旦发表出来，就会引人注目，只因别人的观点不同，这些分歧就给我们全部的信息带来危害，引起争执和矛盾。”{1888 24.1}——(《1888资料集》 第01章 第5-7段)

怀爱伦之所以没有纠正乌利亚·史密斯在某些预言解释上的错误，并不是因为这些解释完全正确，而是为了不因个别问题削弱人们对这本书其他部分的信任。

同样，若不是现今有人将乌利亚·史密斯的著作奉为绝对权威，不容许在末世预言迅速应验的背景下，对相关问题作出更符合圣经与预言之灵的阐明，我也不会写下这段文字。事实上，早在二十年前，我就已经意识到，乌利亚·史密斯对某些正在应验或尚未应验之预言的解释，存在明显偏差。

五、早期复临信徒也并不完全认同乌利亚·史密斯的预言解释

事实上，早期复临信徒中，也有不少人并不认同乌利亚·史密斯的某些预言观点，而这些人同样是十分尊重怀爱伦之人。

倘若怀爱伦曾明确指出乌利亚·史密斯的解释完全正确、毫无错误，那么这些先贤便不会提出与之不同的看法。然而，事实恰恰相反：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，提出了不同的解释，并且这些解释与怀爱伦的立场是一致的。

例如，约西亚·里奇对但以理书11:36节的解释如下：

“教皇权就是那位‘任意而行’的王，它与但以理书第8章中的那只小角是同一个权势，那小角竟‘自高自大，以为高及天象之君’。经文指明，它‘自高自大，超过所有的神，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。’”——（《基督于1843年前后再临的可能性[The Probability of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About A.D.1843]》93页第3段）

六、威廉·米勒耳对但以理书11:36节的解释

威廉·米勒耳对但以理书11:36节的解释如下：

“本节经文所指的王，即小角，暗喻教皇权势，它自高自大，‘坐在上帝的位上’超过所有的神，攻击万神之神；甚至废弃万神之神的律法，妄称有权为其国度制定新法；而敌基督者必兴盛，直至‘忿怒完毕’，即审判大日的降临。”——（威廉·米勒耳,《关于基督在公元1843年左右再临的圣经与历史证据 [Evidences from Scripture and History of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About the Year A.D.1843]》126页 第5段）

怀爱伦确曾指出，威廉·米勒耳的错误在于误将“圣所就必洁净”理解为基督再临。但对于他在其他预言上的解释，包括但以理书11:36节，怀爱伦的态度又是如何呢？

怀爱伦曾指出，威廉·米勒耳的错误在于误将“圣所就必洁净”理解为基督再临。但对于他在其它预言上的解释，包括但以理书11:36节，怀爱伦的态度又是如何呢？

请看他对复临运动时期先贤所得之预言亮光的立场：

“警告已然发出：绝不容许任何事物侵入，动摇我们自1842年、1843年及1844年信息传入以来所建立的信仰根基。我亲历这消息，自此便站在世人面前，始终忠于上帝赐予我们的真光。我们绝不打算离开这根基——当年我们日日以热切祷告寻求主，渴慕真光时所站立的根基。你们以为我能放弃上帝赐予我的真光吗？这光必如永恒磐石般坚定，自赐予我那日起便持续引导着我。”{{GCB April 6, 1903. Art. A. par. 35}——（《大会公报》1903年4月3日A部分第35段 ）

六、乌利亚·史密斯在但以理书11:40-45节上的错误

事实上，《但以理书与启示录》一书对但以理书11:40—45节的解释，同样存在严重问题。

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：

 “到末了，南方王要与他交战，北方王必用战车、马兵和许多战船，势如暴风来攻击他，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。……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；然而到了他的结局，必无人能帮助他。”（但11:40-45）

对于但以理书11:40–45节中的“北方王”，乌利亚·史密斯作出了如下解释：

“北方王土耳其的来到对于南方王埃及来说算得上势如暴风吗？拿破仑曾经击溃了埃及的军队，并试图同样击溃那些扬言要从亚洲展开进攻的苏丹麾下的军队……”{DAR 111.2}

在乌利亚·史密斯看来，“北方王”指的就是土耳其，而这位北方王最终将入侵以色列——即“荣美之地”。所以，他进一步写道：

“所有的证据都表明，土耳其人必须很快离开欧洲。他将在哪里安置他的宫殿帐篷呢？在耶路撒冷吗？这当然是最可能的地点。牛顿在《预言》第318 页上说：“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必须表示一定指的是圣地的某一部分。在那里，土耳其人将以他所有的力量安营扎寨；然而，‘到了他的结局，必无人能帮助他’，没有人能够有效地帮助他，或者解救他。”{DAR 292.1}

朋友们，根据乌利亚·史密斯对但以理书11章40–45节的解释，在恩门关闭、米迦勒站起来之前，北方王——土耳其——将会入侵今日的以色列，并在那里安营扎寨。

我们无法确知乌利亚·史密斯写作此书之时，土耳其与以色列在军事力量上的对比如何。但今天，如果仍然如一些支持《但以理书与启示录》之人所坚持的那样，认为土耳其将入侵现代以色列，并在那里驻扎，这样的说法几乎令人难以置信，近乎天方夜谭。

当然，若单凭人眼所见的军事强弱来衡量预言，本身也未必具备充分的说服力。那么，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考察：怀爱伦以及早期复临信徒，是否支持这种解释？

他们在一份著作中明确指出：

“当第11章所述的末后权势到了他的结局，且无人帮助他时，米迦勒必站起来。这个势力是最后一个践踏上帝真教会的势力……这个势力在启示录13:11-18中被揭示出来，其数目是666。”——（怀雅各,怀爱伦,约瑟夫·贝茨合著，《致小群的话[A Word to the 'Little Flock]》第8-9页）

在这本由怀爱伦、怀雅各和约瑟夫·贝茨合著的书中，清楚指出：但以理书11:40-45节中的“北方王”，乃是那最后践踏上帝真教会的权势——而“这个势力在启示录13:11-18中被揭示出来，其数目是666”。

在怀爱伦、怀雅各、约瑟夫·贝茨合著的这本书中，明确的指出，但以理书11:40-45节中的这个北方王，乃是最后践踏上帝教会的那个权势——“这个势力在启示录13:11-18中被揭示出来，其数目是666。”

那么，请问：土耳其的数目是“666”吗？显然不是。唯有教皇权，才符合这一特征。

接下来，我们再来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于1945年在《事工》杂志上发表的一份关于但以理书第11章的研究报告。该报告指出：

“毫无疑问，若教皇权正是但以理书11:36-39所指的权势，那么，它也必然在这些经文的历史应验中扮演重要角色，因为第40节中的代词‘他’必然指向第36-39节所揭示的权势。”——（Research-Report on the Eleventh Chapter of Daniel, 《事工[Ministry Magazine]》1954）

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清楚：如果但以理书11:36节中那位“任意而行”的王指的是教皇权，那么但以理书11:40节中所提到的“他”——也就是“北方王”，同样必然是教皇权。

我们知到，但以理书第12章的一开篇，便是米迦勒站起来的时刻。这表明，但以理书11:40-45节所描绘的“北方王”，乃是末后时期最强大、并且最严酷地逼迫上帝真教会的权势。

那么，根据启示录的预言，这一权势是谁呢？它正是由启示录13章中的海兽与地兽所共同组成的“兽像”，也就是教皇权及其末后的联合势力。在整个启示录的末世预言体系中，根本找不到任何关于土耳其的对应角色。因此，“北方王”绝不可能是土耳其。

七、乌利亚·史密斯之观点也曾发生转变

事实上，“北方王是教皇权”，乃是复临教会先贤们一贯的立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乌利亚·史密斯起初也持这一观点，只是后来才发生了转变。

对此，勒罗伊·弗鲁姆在《我们父辈的信仰》一书中作了如下记录：

“在1862年5月13日，乌利亚·史密斯在《评论与通讯》上发表了一篇社论，谈到但以理书第11章后半段所述的权势。当时，他援引了《利物浦水星报》上一则关于‘圣地‘的新闻报道，这条新闻写道：‘情报显示正在酝酿的此类计划，正指向庇护九世最钟爱的方案——将教廷迁往耶路撒冷。’随后，史密斯在题为《教皇会把他的宝座迁至耶路撒冷吗？》的社论中写道：‘结合但以理书11:45解读，上述情报难道不具有重大意义吗？”——（勒罗伊·弗鲁姆著，《我们父辈的信仰[The Prophetic Faith of Our Fathers]》卷四，第1115页第3段）

弗鲁姆还进一步指出：

“在担任《评论与通讯》编辑的前16年里，史密斯认为这一权势[北方王]就是教皇权。他在“教皇权力的衰落[Waning of the Pope's Power]”《评论与通讯》1865年4月18日第157页）、“意大利与教皇制[Italy and the Papacy]”《评论与通讯》1866年1月9日第45页、“教皇制[The Papacy]”1866年9月11日第116页等文章中，都明确认定教皇权为北方王。但不知何故，1871年他在“但以理书系列”的文章中，却将观点转向了土耳其。《评论与通讯》1871年3月28日第117页。”——（Leroy Froom《我们父辈的信仰[The Prophetic Faith of Our Fathers]》卷四,1115页 第3段，及其脚注）

尽管我们并不清楚乌利亚·史密斯为何在这一问题上发生转变，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：他在撰写但以理书注释的过程中，虽然蒙受了圣灵的光照，却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个人的理解。

因此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能将他的著作视为预言解释上的无误权威。